陶庆梅
    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从事当代戏剧研究，主要研究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戏剧艺术的发展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一是与当代剧场艺术发展紧密相关的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体制的理论建设。先后发表著作《刹那中——赖声川的剧场艺术》（合著），以及《体验赖声川戏剧》、《作为社会论坛的戏剧》、《樱井大造与账篷戏剧》等论文，近年来在多家报刊杂志发表多篇戏剧评论文章。2005年起主持以“戏剧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情调研项目，并参与者组织大学生戏剧节、letou乐投体育青年戏剧演出季等戏剧活动。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
    听了一天的会，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我好像跟在座的各位有一点不同——好像我是在另一个脉络里的一股力量。怎么说呢？我自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但是我做批评一直都不在体制内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大众媒介上做批评，随着网络的传播加以传播。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小范围的认可，能够成为一个批评者，我觉得还是挺荣幸的。我做了几年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又集中在戏剧批评——范围其实非常窄，今天就想从这些非常狭小的领域出发，对这几年工作做点自我检讨和自我反省。
    在座的许多老师，是做文艺理论出身的。我可能和好多老师不一样，就是我并未学过专门的文艺理论。最开始做批评，我觉得就是在面对自我，就是说我看一部作品的时候，就是在看自己喜欢不喜欢，然后把自己的感想和想法写下来，然后要是有编辑喜欢，就拿去发表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专业。在开始的过程和冲动，完全就是特别自我的一个想法。我自己有的时候翻我自己以前的一些东西，会看到的许多“我想”、“我以为”之类的话，其实是特别自我的一个表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的一些非常短小的评论文章在媒介上出现以后，然后我发现有人在反馈我的时候，慢慢地我发现我不应该对自己发言了，我是要对更多的人来发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这种非职业的评论就不断的需要往一个职业化的方向上去转化。
    在这个时候，我自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疑问是批评的限度在哪里？因为最开始做网络评论也好，大众媒介的评论也好，我觉得其实是没有限度的。像今天下午史航在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做的时候非常有快感。当你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你觉得别人不如你的时候，快感非常的多。但是当我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是面对更多人发言的时候，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了，不应该是只关注自己想什么，而应该好像有一些专业化的责任。
    这是我最开始想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再往下走的时候，因为不断在写评论，会不断面对一些具体的创作，会跟创作者有一些碰撞，这个碰撞有的是良性的，有的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多了，就促使我去想：我到底跟创造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跟他们是拍肩膀、称兄道弟的关系吗？还是一直就是个特别严厉的挑剔的人？
    今天孟京辉说他希望和批评者之间有一个特别热情的关系。他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在这个关系中，他占据的是特别强势的地位，所以他会说要有一个“热情”的关系。但是作为一个批评者，我非常希望跟创作者之间是一种有张力的关系，不是那么近，也不是那么热情的一个关系，我希望有一种张力，一直在创作者与批评者之间存在着。但说实话，在面对这个张力的时候，我自己特别有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不是说跟创作者的关系搞不好的那种无力感，而是说当我要去批评的时候，我发现其实靠批评是很难自己成立什么的，它一定要和创作有一个呼应。对这个问题，我简单地思考过。像80年是个批评盛行的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批评在出来的时候，后面都跟着一系列的新鲜的有活力的创造者——包括今天在座的刘索拉、孟京辉他们这些人。他们或许会拒绝批评家，但是有一部分人一直在关注他们，给他们的作品写评论，鼓吹他们的作品。在这个过程当中，批评者才能出现，就是批评的主体也才能出现。但今天我在面对创作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无能为力，是因为没有新的创作在跟我呼应。
    我记得跟孟京辉就这个问题有过一次交流。我问他，我说你现在占有了这么多的资源你什么感觉？孟京辉当时就说：我特高兴！但是他马上补了一句说：他说他希望有新的创作跟他来抢这块资源；如果没人来抢，他们就太安逸了，就只能一块死。这是一个特别真实的状况——就是没有人来抢这块东西。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批评者我不知道跟谁去结合、一起去抢夺这块资源，抢夺被孟京辉、刘索拉他们这一代人已经占领的艺术资源。我觉得自己特别的没有力量。
    我记得牟森有一次给我打电话小心翼翼地问我：这十几年来整个戏剧的格局、戏剧的风格、戏剧的美学是不是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牟森90年代开始做他的先锋戏剧，现在是好长时间不涉足戏剧了，所以他要小心翼翼地问我。我听了他的问题，非常不情愿地说——我说反正从我的观察来说真的没有特别的大变化。没有新的力量出现，一个批评者能干什么？这个张力到现在为止出不来，是让我觉得挺有危机感的一个状况。
    另外我想回应傅谨老师说的那个话题，他面对批评在专业化之外成为一种创作，或者是具有它的独立性，他有一些担忧，我其实挺向往这样一种批评的独立性，就如同今天下午崔卫平老师说的“一种作为想象力的批评”。当一个新的创造力没有出现的时候，我更希望能够具有想象力，更能去承担。崔卫平老师说在叙述当中要铺设各种语境，其实我觉得作为批评也可以去铺设各种语境，然后通过这种铺设的语境，让批评的文字具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和自己生长的一个力量。
    举一个例子，刚才傅谨老师提到在林兆华那部戏中，当那些演员拿着麦克风的时候，他们身体的姿态多么的不自然。的确，我看到那些演员拿着麦克风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们特别不自然；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可以有理由拿的理直气壮的，只不过他们没有做好准备。我想，作为批评者，只要你做好了准备，你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拿着麦克风上台说：我就是要做独立的发言。